洪泉寿

     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所写的《韩非子》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所著之书《君主论》虽表达思想不同，但内容却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描述君主的统治权术在维护国家和平稳定中的作用。柏拉图认为君主统治之术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只有君主才具有。他说作为政治家的君主治国的技术是对人群的聚合管理的技术。韩非与马基雅维利都是从管理这一角度来说明其要点的。

    君主如何行为

    在谈到君主自身的时候，韩非在《内儲说》中都有详尽之说，他认为君主应具备的政治手段应有“众端参观”，“必罚明威”，“赏尽能”，“一听责下”等内容，君主必须掌握赏罚大权，并不可失其一、失则存“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之有也”，而且要用之有度，不能变幻莫测，要明察秋毫，根据个人的能力、功劳赏罚，严惩无功而受禄者，察知臣下权重的人，预防他们“以权谋私”，随心所欲地违反君主的命令，危及君主的统治地位。他还认为君主为取得人民的信任，必事必躬为，因为“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不躬不亲，廉民不信”,“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从而劝奉君主应取信于民。这些，虽显君主自身的修为，兼微有孔子所说的“温，良，恭，俭，让”的作为，但其统治手段仍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而使民归、臣服。

    相反，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阐述，君主应“毫不介意吝啬之名”,“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恐惧是一切超智慧的开端）”。做事应“立足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他人的意志”,而且“应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又必须像狮子一样惊骇豺狼”。他的出发点是人性是恶劣的，人们是不会守信义的。君主要注意“不要从口中溜出缺乏美德的只言片语，并且注意使那些看到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说得君子是满怀慈悲，笃守信义，十分人道，一心敬佛的人”，同时“置贵族们于绝地，而且使人民得到满足，安身乐业”，以此来避免来自臣民蔑视与憎恨。在对待军队方面，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分章节来论述，提出君主为了保存自身，必以军队为后盾，所以他们全部来自君主国的臣民，并且要经常锻炼他们，这就要君主自己开动脑筋，思考战争的方法，阅读历史，从古人的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韩非亦是如此，他在书中大幅度使用例子证明类似的观点。韩非与马基雅维利都主张君主的狡猾之道，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维护统治，这一点是相同的。

    君主用人方法

    韩非着重阐述了使用臣下的基本原则，如“循天顺人”,“守法术”,“明赏罚”等。他认为“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这样则可“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且“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为任，而莫不怀余力于心，其负兼官于君”,就有“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争讼止，技长立，天下莫得相伤”,国家则可长治久安，君主则拱手而治。他还强调君子要明辨是非，慎守法术，力拒随乐而赏，随怒而罚；用人要远小人，乐于旁听，问治于贤，以法发号施令。在讨论君主如何遴选大臣中，马基雅维利坚持先有名君后有名臣。他认为看一个君主是否贤明，可通过臣民的行为观察得到。他提出君主识别大臣的方法：当你觉察到一位大臣想着自己更甚于想着君主，那么这样的大臣绝不是一位好大臣，君主这时候就要给他财富以使他们感恩戴德，赐予荣誉以使他分担职责，并使他明白离开君主将无所依傍。为了避开谄媚者，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挑选“一些有识之士，让他们享有说真话的自由”。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更好地发挥君主的作用。韩非在用人方面多是要求“法治”，而马基雅维利是以君主为主。然而统治之道确实如此，以妇人之道治天下，难敌奸佞狡猾之人；用人错误可能会使国家灭亡。如果君主能够像伯乐一样,可以识别千里马，知人善用，用必尽其能并且给予精神的待遇，这是抓住人心的妙计，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说让他们感恩戴德，臣民定会服帖的。不过在信任方面，他们对臣下都是难以开怀，因为他们常常不能信赖别人，总是要靠自己的专制力量来统治国家。

    君主治国手段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以他对君主国的分类进一步分析，认为在世袭的君主国中，君主主要具备平平常常的勤勉来维护他的统治，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沿袭先行者的规章制度。他说除非是在某种不同寻常的和极端强大的力量前才可被取而代之。对于新建的君主国他认为“不是依靠他人的武力，就是依靠自己的武力，或是好运，或是因为美德”而获得。但由于它的不稳定性这一不变的铁律，君主国还要强化这些有利条件，要不就会造成权力的丢失。另外，他认为依靠雇佣军或者援军、招惹人民的怨恨和轻视是各君主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世袭性君主国国君不被人民厌恨，任用大臣贤明，他具有勤勉的行为就可以保存地位。另一面，他认识到雇佣军对维护国家的稳定是不利的，因为它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失去此，他们不会无偿为国家卖命的，甚至敌国也可通过提供更多的金钱而使他们对付自己的国家。对韩非来说，他则以过分地宽待大臣、任其枉为、法治没有通行、大臣曲法、君主未能掌握奖惩大权和任用小人为害。特别是在《亡征》中，他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风俗等各方面罗列四十七种可使国家灭亡的征兆，甚为详尽。以内及外、从上到下，多方面陈述君主国的危机，首推君主必须遵守“法治”的思想治国。他认为“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则臣民服，而且要谨识“以罪受罚，人不怨上；以功受赏，人不德君”，“臣以卑俭为行，则不是规察；宠光无节，则臣下侵犯”，由此为记君主无私法制，来知“治强生于法，致乱生于阿”。最后，韩非在《五蠹》中认为，儒生、纵横家、游侠刺客、权贵阶层私下豢养的门客和工商业者是危害国家利益的五种人，在治理国家时，要慎于而防之，不使它扩大。这样，国家就能赏罚分明，贤当位而民安，这也是君主治国的最理想状况。和马基雅维利比较，韩非更多地注重了法治。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忽视了精神的关照，都是从最低层的人的要求，让人民自觉服从管理，很少对自己进行法治的约束和规避，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君主至上的思想。

        该文刊于2014年2月14日《人民法院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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